浅谈“形而上之道”（8）

　　朱熹之所以要改造邵子《先天图》，以“加一倍法”出黑白块大小二横图，是出于建立其系统理学的需要。三画与六画之乾是由“一阳”的加一倍法单独生成；三画与六画之坤是由“一阴”的加一倍法单独生成，与邵雍“独阳不生，寡阴不成”、“阳得阴而生，阴得阳而成”说矛盾。朱熹之所以要改造周子的《太极图》，亦是出于建立其系统理学的需要。周子曰“自无极而为太极”，朱熹忌讳“无极”出于老庄，于是就改作“无极而太极”，并作“无形而有理”之解；周子所谓的“动静”是“太极”的动静，而朱熹则以太极为“一理”，理不会动静，于是就把周子的“动阳”、“静阴”改作“阳动”、“阴静”。朱子的“阳动”、“阴静”说就是以阴阳为物，而无“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”的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之义。他说“才动便是阳，才静便是阴，未消别看，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”，此说无主语，不谓“太极”才动才静，是因其以“太极”为一理；他不同意《老子》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之说，于是就把周子的“分土王四季”改作五行相生。二程曰“理无形，因象以明理”，朱熹则主“有是理便有是气”、“理乘气”之说，理在气先，于是，明理就无须因象。“方其有阳，哪里知道有阴？有乾卦，哪里知道有坤卦？”（《朱子语类》），此则谓阴阳可以独立，而二程曰“阴阳消长之际，无截然断绝之理”、“静中变有动，动中自有静”、“中之理至矣，独阴不生，独阳不生”（《二程遗书》），显然，朱熹背离了二程之说。

　　《易传·系辞》“易有太极”一节与《老子》“道生一”说有合，是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的自组织质变模式，朱熹则以“阴阳加一倍法”将其改造成为他组织的量变模式。“一阳”与“一阴”皆可无限地“一分为二”，无论分到什么时候，还是“一阳”与“一阴”，如何会有“万物化生”？“分”并不是“变化”，“分阴分阳”亦不是“阴阳不测”之“神”。又其“动力”由何处而来？“分”为谁之分耶？“理分阴阳”，如谓其皆自“太极”而分，则“一理”分为“万理”，终不出“理”之外，如何会有“万物化生”？。显然，其理学思想与《易传》相背离。

　　总而言之，自先秦诸子至南宋朱熹之“形而上之道”说，是一有本有源的学说，亦是一“一致而百虑”的学说。无论是“道家”或“儒家”，对于自组织的宇宙论都是共同认可的。只不过有人以之演绎得多有人以之演绎得少而已。有一点是明确的：无论是“道说”或“理说”，皆不是“上帝创世说”。《易传·系辞》：“子曰：‘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为乎？’”谁能否定孔子不言“形而上之道”？一个学说的形成，必有其前因后果。即便是宋儒说“形而上之道”，亦不离老庄说之本源，只不过从“唯物主义”向“唯心主义”发展与发挥罢了。托克托修《宋史》将邵雍、周敦颐等列入“道学传”，其对“道学”有见也。今有人谈中国古代哲学，必分“道家”与“儒家”之门户，愚见，就“形而上之道”言，起码北宋之前是“一门而入”。“天下同归而殊途，一致而百虑”，在宇宙论方面，皆同归于自组织运动，虽有百虑而其目的地则一致而无二也。有如一株参天大树，虽千枝万叶，然其根则一也。此根乃自然发生之根，其神则自然格之神，非人格神所植之根也。

　　本文以“形而上之道”为说，可谓选了一个大题目。虽大题目总是要有人来说，然“书不尽言，言不尽意”，笔者说到此也该停下了。虽本文力图以中国古代哲学概念与命题为说，然既谓“概念”、“命题”云云，则又不免越界（实在是无可奈何！）本文汇集大量诸子言论而不多加评论，是因相信读者自会判断之。笔者只不过是把零散的珍珠穿成一串，下点工夫而已。能正本清源者，必先明本源之所在；能成长篇大论者，必依据充分资料之整理，此乃本文所以为之抛砖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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